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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及其趋势的探讨(5)(组图

来源:八达娱乐 | 时间: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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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总要改变其存在的形式。20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获得了重大进展,先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后又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等一系列崭新的科学理论;同时一大批新技术如控制技术、电子技术、核技术、遗传工程技术、航天技术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当代新科技革命。

  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诸如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兴的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课题等问题作了阐述。

  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人类科学知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及科学哲学问题,并对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各种物理现象”。美国学者莱恩认为,马克思确实有一种科学哲学。总之,当代科技发展中的众多的哲学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面前,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50年代遗传学中的哲学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70年代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和各种宇宙学中涉及的世界图景、时空关系等哲学问题的反思;60—70年代与控制论有关的辩证综合问题的研究;70年代兴起而且至今依然需要深入研究的人工智能中所涉及的意识与人工智能关系、思维哲学、物质决定意识的微观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新兴学科如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混沌学中的有关复杂性、时空结构、物质自组织机制、平衡性与非平衡性等哲学问题的研究;系统论与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以及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在发展和应用中出现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面对上述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其中不乏有人利用科技革命中的成果来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当然,任何以当代科技为幌子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之举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不能无视当代科技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及其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在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把科技发展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所谓的“统一工业社会论”、社会发展“阶段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论”,以及影响广泛的“后工业社会论”和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科技观等。这些理论几乎都起源于美国,这和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着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这些理论之间虽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因为纵观这些理论,它们忽视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把科技看做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有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从而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例如,以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论”就是把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对立起来,把其专家治国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如果说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科技发展对社会形态变革的直接影响,坚守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来对抗各种科技决定论思潮,那么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多地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的观念的变革的影响和现存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变化。科技发展对人的观念的变革首先表现在如何对待科技革命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以往,人们所指的科技革命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但现在,自然科学的革命与社会科学的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造成这一状况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科技革命越来越向社会生活渗透,例如,核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等都直接参与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第二,社会生产体系的发展使社会科学也成为生产力,从而与自然科学结为一体。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社会科学也成为了生产力,同时,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各种社会对抗性矛盾,也产生出科技革命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去除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方式加以消除,因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其次,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人的观念的变革还表现在用于改造社会生活的新观念与许多传统的观念之间存在冲突。例如,以前人们总是以自然资源及其利用和工业发展的潜力为根本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但在今天,衡量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指标是科学研究、科技发展的规模、程度,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科学素养,社会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等“软实力”。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也认识到科技革命会迫使资本主义改变其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改变就是要使生产保持高度集中,垄断进一步加强,这为未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另外,科技革命也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它打破了不同阵营对垒的局面,使科技合作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技合作在客观上为不同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了互利的条件,同时也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存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因此,当代世界两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将长期存在,社会虽然在变革,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尚未到来。

  卢卡奇曾明确断言,社会科学就是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代之以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青年卢卡奇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观点的理论先导。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或更确切地说,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和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他坚决反对技术中立性的观点,并通过批评技术中立性观念来阐述科学技术是如何来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已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而深入生产过程,工艺或技术的合理性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的合法性的依据,因而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并未衰弱,相反,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加以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两大历史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的干预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的合法化危机。而由于国家的干预,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舆论界交付给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了由科学组织中的专家使用科学来解决的技术问题,这样就将实际问题“非政治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使传统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失效,出现合法化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则诞生了一种新意识形态,“生产力似乎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